本文转自：贵阳日报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一角。
战时坐落贵阳图云关的救护总队、卫训总所、医院和美军第27医院。（资料图片）
《战地红十字——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实录》 贵阳市档案馆编。档案文献汇编。该书通过战地通讯、救护报告、总队简讯、组织规程、队员回忆五个篇章，展现了抗战期间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海内外华侨）医学界的医护人员及国际援华医生、奔赴各战区、救治伤员、运输医药物资、培训战时医护人员的光辉业绩。
《在血与火中穿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纪实》 林吟著，纪实文学。年11月获贵州省第五届乌江文学奖。颁奖词是：这是一部展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贵阳图云关风云际会、奋勇争先的纪实文学作品。作者以历史担当与文化担当的勇气，第一次大幅度地描写了抗战时期在贵州乃至西南大地的这段尘封的历史。作品既有文学激情，又有学术理性；既有民族情感、地域情怀，又有国际视野。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抗战救护研究》 戴斌武著，历史研究。本书以抗日战争期间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为研究对象，全方位地论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组建、组织体系、抗战防御阶段的战地救护、抗战相持阶段的医疗救护、抗战反攻阶段的战地救护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为序，全面勾勒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抗战期间的英勇表现，展现了工作人员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无私的忘我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的品格和不屈的气节。本书通过对救护总队的研究，以小见大，开辟了红十字会研究的新领域。
《图云关抗战救护》 贵阳市政协编，“三亲”史料。该书是贵阳市政协继年征编出版《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红会救护总队》之后，具有政协特色、文史“三亲”特色的历史文化书籍。全书由“救护总队”“战地札记”“援华医生”“护士天使”“烽火情深”“足迹追寻”六章组成，23万多字，图片多幅。全书通过亲历者讲述、后人们追忆、史学家搜集整理档案史料记述等方式，采用多重的视角、生动的笔触、丰富的细节，立体再现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图云关艰苦卓绝的抗战救护岁月。
《国际援华医疗队在战时中国（-）》 罗伯特·孟乐克著，历史纪实。作者根据其父亲老孟乐克参加国际医疗组织，分赴战时西班牙、中国、缅甸和印度就行医疗救护的真实经历撰写而成。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述“西班牙医生”的来历及其辗转来到中国的国际历史大背景；第二部分着重写国际医疗救护队（在图云关期间）的生活和工作，生动而细致地对其奔赴战场开展困难重重的医疗救护进行了叙述；第三部分讲述国际医疗救护队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并对跟随中国远征军开展医疗救护的国际援华医疗队员的后续及最后的命运归宿进行了交代。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郑文丰/文郑宇潇/图
贵州省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公函，年3月8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简称“救护总队”）刚迁驻贵阳图云关，即向贵阳各机关发函：“本处奉准迁黔，业已全部抵筑。兹于即日起继续工作。”“救护总队”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成立，在生与死、血与火中一路穿行而来。辗转同来的，先后还有卫生署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简称“卫训总所”）、医院，以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迁来的美军第27医院。由此，贵阳图云关成为战时医疗救援中心、医学人才的培养和输出中心、世界援华医用物资集散中心，工作和生活于此的医护及各类辅助人员多达数千人。他们从图云关出发，向抗战前线输送了大批医护人员和医用物资，全力救治军人与平民，同时建立战时军事医学教育体系，参与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创建，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为战后国家的医学发展培养和储备了大批人才。
雄关依然，青山永在。今年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总面积平方米，由序厅、第一展厅、第二展厅、第三展厅、尾厅五个展厅和沙盘区组成，分“烽火仁心人道光辉”“救死扶伤博爱恤兵”“功勋卓著奉献永续”三大主题展示，在声、光、电的辅助下，将那段尘封的历史敞亮在大地上、大众前。一批又一批参观者纷至沓来，瞻仰缅怀、学习感悟……
纪念：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座历史丰碑
在老贵阳城“九门四阁十四关”的格局中，图云关为“黔南首关”。关隘高踞山巅，曾是东出黔省、途经湖广、达于京城的咽喉要隘。投荒万里的王阳明由此入关，带着“龙场悟道”出关；赵以炯从此出关，再次归来已成状元名。图云关迎来送往数百年后，年3月初，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带着“救护总队”及“卫训总所”奉命前来。
阳春三月，位于贵阳森林公园内的图云关草木生长。登上关隘远望，整座贵阳城花树掩映，沉浸在温润的春光里。林可胜他们到来的三月，却带着血与火的气息——当时全面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南北战线延长数千里，战地重心随时更易。地处大后方的贵阳接纳了他们。据回忆，那时的图云关，除了栖在关口上的几家杂货小铺、一家小饭店外，别无其他建筑，场所基地需从头开始修建。当地砖瓦缺乏、造价高，便用芦苇或稻草代瓦当屋顶，用竹片编成墙板，内外涂泥加刷石灰以代砖墙，泥土加石灰砸实当“地板”，这种房屋一不御寒二不挡雨。
那时的图云关，仁人志士云集。往来的既有赳赳武夫，也有白衣天使，既有漂洋过海而来的外国人，也有在故土坚持抗战的华夏子弟——好一片中西合流的金戈铁马气概。这般情形，正应了纪念馆入口墙壁上醒目的几个大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据统计，在救护总队服务过的外籍人员38人，为融入中国，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其中从印度前来的援华医疗队5位成员，每位成员的中文名后都加上了中华的“华”字。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语言不同、国籍不同，但同仇敌忾、救死扶伤，《被拘禁在法国边境古尔斯集中营的西班牙统一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为支持中国抗战写给中国人民的信》，是大家共同的心声：“我们借此机会再一次向你们表示，我们甚愿前往中国，同你们一道，为捍卫你们的祖国而战……”
而他们中间，有的不惜献出宝贵的生命。英国籍医生高田宜便是广为人知的一位。她来中国前，曾在印度孟买的哈夫金研究所从事过热带病学研究，高田宜从印度到香港时，中国红十字会后援会的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夫人给医院的职位，条件好很多，而她说：“我想参加的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高田宜于年5月来到图云关，省、市档案馆藏有几份和她相关的档案，一份是年5月7日救护总队公告：“兹聘高田宜为本部医师，此布。”与此相应的，是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签署的聘书：“兹聘执事为本部医师，此致高田宜医师。”另有一份是抄送第3大队部的调令，调高田宜为第3大队部医生。档案中，还可见一份医院看病的批文。据队员们回忆，高田宜很年轻，个头娇小，瓜子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是个面带微笑的年轻姑娘。
年3月，救护总队将派一支队伍往浙江，摸底鼠疫爆发情况。31岁的高田宜很想加入这支队伍，在启程的前一天接种了鼠疫疫苗。第二天，她就病倒了。几天后，死于脑脊髓膜炎。救护总队的一位中国医生回忆：“她的墓址选在一座高山上。那天风很大，下着雨，我们踩着石砾路，磕磕绊绊，真想尽快结束这一切。太痛苦了。棺材被放进一个浅坟里，我们刚念了几句悼词，突然，一位年轻的犹太医生扑了过来，号啕大哭，好像要把她从坟里唤醒……”高田宜医生安葬在图云关上的救护总队对面的山坡上。长眠在中国的，还有奥地利医生王道、罗马尼亚医生柯芝兰、印度医生柯棣华……让我们记着他们的名字，他们是“集体的白求恩”。
在展厅墙上铭刻的不能忘却的人物群像中，有一个人的位置尤为显眼，即“永远的总队长——林可胜”。林可胜是新加坡华侨，有“中国生理学之父”之称，在消化生理学与痛觉生理学领域成就卓越，是我国现代医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抗战军兴，林可胜放弃学术，成为战场上的一名白衣战士。年底，他在汉口组织救护总队，自此开始了长达12年的战地医疗救护生涯。美国作家、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这样写林可胜：“为了在北平和京沪地区组织红十字会活动而牺牲了他的学术生涯，也许还牺牲了一笔诺贝尔奖金的机会。”
在著有《在血与火中穿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救护纪实》一书的作家林吟看来，林可胜做出的牺牲不止这些：“他抛弃优渥的生活，义无反顾地领导中国的抗战救护工作。整个抗战时期，他都孑然一身，奔走在前线和后方，为救治伤员和民众竭尽全力。如华侨领袖陈嘉庚参观图云关后所说：‘这个责任，没有经验的西医不能承担，有经验的西医又必须有忠诚、义勇和才干。以我国人才的缺乏，能得到林可胜这样的人来承担这项工作实在不易。’”在林吟老师眼中，林可胜开创了三套体系：一是战时救护体系。本着“中国部队所能到的地方，我们中国红十字会救护人员也能到”的信念，以“深入战地辅助军医实施医疗救治，协助战区防疫保健，保障军队的战斗力”的宗旨，建立灵活、高效的救护体系，取代医院的救护策略。救护总队规模随战事扩减：年12月，医疗大队增加到9个，共辖47个中队，94个区队，9个手术队，分布在全国各战区。预备大队设在贵阳，下辖10个中队，供机动使用。救护总队在贵阳市区设有第一诊疗所、第二诊疗所开展平民诊疗业务。全盛时期的至年，总队大小医疗队发展到多个，医生护士连同各种辅助工作人员达到多人；二是医疗教育体系。当时中国军人伤亡惨重且救护力量稀缺，据年官方报告，全中国只有位医生、位药剂人员、位助产士以及位护士，乡村地区几乎无正规的医事人员存在，军队中虽说有军医，但多数非专业出身，军医学校培养军医的数量一年约50人。林可胜创建的“卫训总所”及6个分所，战时培训了卫生人员2万余人；三是公共卫生体系。林可胜多次深入各战区考察军医设施，领导治疥灭虱，防治疫情，制定水与污物管制计划，为我国的现代公共卫生事业打下了基础。
一组数据显示救护总队的历史功绩：从年1月至年9月，总计外科手术人；骨折复位人；内科门诊军人人次；门诊平民2996人次；预防接种人；敷伤人；消毒灭虱人；灭虱衣物件；检验人；X光透视人；X光照相人；补充特别营养人。
纪念馆的一段话说得好：救护总队是抗战时期最具规模、技术功能最强的战地救护组织，其完备的战地救护体系和军医培训机制，在战时和战后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林可胜和他的队友们团结一心，血汗交织，砥砺前行，工作时间横跨整个抗战时期，足迹遍及全国战区直至印缅战场，建立了不朽的历史丰碑。
留痕：历史并未远去
年抗战胜利后，救护总队撤离贵阳，并于次年正式解散，完成其历史使命。但在贵阳人心目中，救护总队的历史并未远去。
许多老贵阳人，永远记住了救护总队办公室的一幅地图。这幅地图上插着十几面小红旗，小红旗标注的是当时贵阳霍乱疫情的发生地。贵阳学院中文系教授刘隆民先生曾回忆，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贵阳南明河一带流行霍乱。年他也染上了此病，幸而母亲把他背到图云关上的诊疗所看病，被一位女性“洋医生”救下，从此将图云关记了一辈子。他说，“当时的图云关，由于闪耀着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带来的现代医学的光辉，四乡八里的人都把这里称为‘红十字村’。”
救护总队不仅“博爱恤兵”，也“济世救民”，在图云关、大西门开设了两个诊疗所，开展平民诊疗业务。立竿见影的治疗效果让贵阳的很多人不再迷信巫医卜筮，有病就到诊疗所就诊。无怪乎林吟老师说，千百年来，偏荒的贵阳无非是在大山里静默地更替着岁月，救护总队的到来，带给了贵阳新兴的“科学文明之光”。
救护总队跟贵阳医学院（现称“贵州医科大学”）的关系也很密切。贵阳医学院的创始人李宗恩先生，是救护总队成立后由林可胜任命的医务股首任主任。履职仅20多天，教育部即聘李宗恩、朱章赓、杨崇瑞为国立贵阳医学院筹备委员，李宗恩为筹备主任。贵阳医学院另一筹备委员杨崇瑞女士，本是中国负有盛名的妇幼医学专家,也是救护总队唯一的女干事。此外，救护总队、卫训总所和贵阳医学院、医院、安顺军医学校在学术上一直有来往。林可胜的学生柳安昌在年到图云关，此后担任过贵阳医学院教务主任。
这些剪不断的历史渊源，因图云关上的救护总队的后人而更加强化。原贵阳市政协副主席杨永楦即是其中之一，她的父亲杨锡寿先生年元月从中正医学院毕业后，应聘到图云关卫训总所工作，随身携带着一只樟木箱。风雨数十年，樟木箱已破旧不堪，但却是杨家唯一没有遭到破坏的“家产”。改革开放后，杨锡寿老先生写了昔日在图云关的两篇回忆文章《医院》《回忆周寿恺主任》。与此同时，图云关开始受到社会更广大层面的重视：年，图云关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年，贵阳市委市政府修建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同年11月，“国际援华医疗队旧址”成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年，贵阳市政协编辑《红会救护总队》出版，收录35篇“三亲史料”。“我父亲的两篇文章也收录其中，我对图云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杨永楦说。正是从父亲的这一小段“家史”出发，她逐渐认识到图云关这段历史的重要意义。
5年，杨永楦女士调到民革贵阳市委工作，即决定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图云关的历史列为调研课题，经广泛的问卷调查和访问交谈，终于在次年完成了相关的调研报告，此后，呼吁申请在图云关建立纪念园区、纪念馆成为她念念不忘的“心事”。多年来，她一方面充当图云关的义务“调查员”：与来图云关寻根的当事人和后裔们沟通交流；寻访图云关的老居民；拿着老照片比对寻找当年的地形和房屋，还原抗战时期先辈们在血与火中穿行的救护场面。另一方面，担任图云关的志愿讲解员：准备好修建图云关纪念园区、纪念馆的呼吁信，在各种正式场合表达诉求、寻求支持。功夫不负有心人，年，经贵州省委、省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共同申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园”获得国家批复，并于年在图云关抗战救护遗址上进行升级建造，贵阳市红十字会承担项目的具体工作。“这给图云关带来了新的生命。”杨永楦说。
项目实施期间，“图云关上的救护总队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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