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糖葫芦酸又甜
文/鲍巍
“都说冰糖葫芦儿酸，酸里面它裹着甜。都说冰糖葫芦儿甜，可甜里面它透着酸……”一首细腻婉转的《冰糖葫芦》，是我小时候对过年的惯性记忆，它来自于奶奶家小胡同拐角的冰糖葫芦店，循环播放，悠悠荡荡，迎接着每一年归家的人，灵动的音符接力般被人从口中接过，一路哼唱着奔向那扇团圆的屋门。
老家在二楼，屋门白天不锁，轻轻一扭便能打开，听到动静的爷爷奶奶会急切地赶过来瞧，随即便是喜笑颜开。
进屋右手边便是洗手间，洗手池旁有个大桶，里面永远盛满了清水，洗漱时用水瓢舀到小盆里，再拿来暖瓶兑些热水，用过的水不能直接倒水池，要拿去冲马桶。年幼的我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有几次嫌麻烦也试着直接拧水龙头洗手，发现除了水凉些没什么其它问题，长大点儿后仿佛明白，这大概就是老一辈人滴水如金的节约意识吧。
过了玄关，北侧就是客厅，一架老式的红木长沙发贴西墙靠着，沙发上方是一面发蓝的通顶大镜子，边角上还夹着旺旺新年大礼包的贴纸。通常门口一有动静，奶奶就坐在沙发边上笑着探头朝门口张望看是谁来了，更多的时候，这里是爷爷和他的儿子女婿们畅谈古今的地方，爷爷坐沙发侃侃而谈，小辈们更喜欢在对面搬个小马扎静静听着，时不时附和两句。沙发边的高几上是爷爷的小鱼缸，里面永远不缺小金鱼，那都是我和弟弟套圈的“战绩”。窗边是一架高高的八仙桌，两侧各有一把高高的太师椅，看起来很威严，但小孩子们可不懂这些，没事就爬上爬下的，安静下来时就头对头坐着，晃着够不到地的小腿写写寒假作业。记得有一年，家里人都在，小叔买回来了好几袋子的羊肉串，还是附带单饼的那种，这可乐坏了一家人。八仙桌上摆满了美食，一屋子人热热闹闹挤在客厅，站着的、坐沙发的、蹲马扎的，都忙活着拿单饼撸羊肉串，大人们在桌边将包好的卷饼边笑边嘱咐着递给蹦蹦跳跳跑过来的小娃娃，娃娃们小心翼翼地捏着饼底接过，一口咬下去满满的肉香。窗外是清冷的黑夜，窗户上结了一层冰雾，像玻璃球般包裹着屋内这热气腾腾的烟火气，口中的味道早已经模糊，但我确信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羊肉串。
客厅东侧，是与洗手间一墙之隔的厨房，灶台和台面都很老旧但整洁。厨房一角还有一个炭火炉子，上面坐着一只水壶，水烧开了就倒进地上五颜六色的暖瓶里，用来喝水洗漱。过年贴福字，爷爷会在厨房熬一大锅浆糊，用来贴门口贴小屋，还有奶奶的三轮车。每当团圆饭时，好几个大人挤在厨房忙活一通，然后变戏法一样从里面端出一盘盘各式各样的饭菜，里面一定有我和表弟最爱的腊肠和“奶奶牌”炸藕合。
沙发墙的背面是次卧，也是我们一家三口回家过年时住的屋子。屋内陈设很简单，进门左手边一面老式大橱柜，右手边一架盖着桌布的缝纫机，正对面靠窗一张床，奶奶家的柜子里床褥最多，即便平日没有人来住，她也总是干干净净地洗完放在那儿备着。窗外是一片平房，房顶一直有大片的积雪，清晨在睡梦中，总能听到某户人家的大公鸡在打鸣。老式大橱柜中间有一扇小小的推拉玻璃门，里面有两三本小人书，隐约记得还有《舒克和贝塔》，亲戚们没来时，我就趴在床上自己看书，几本小书反复翻看，书页都翻烂了依旧津津有味。等到兄弟姐妹们来了，可就热闹了，午睡得正香，表弟就冲进来，扒着床边不停地叫着“姐姐起床了！”见我不搭理，随后进来的表姐索性上床躺在我身后，手往被子里一伸，拦着腰将我一把拖出了被窝，几岁的娃娃被十几岁的姐姐像小狗一样抱在怀里挠痒痒，再也无法继续装睡。午后的阳光映着窗外平房屋顶瓦上的雪，床边的暖气热烘烘的，床上的小孩们“咯咯”笑作一团，那一瞬的温馨，深深烙在了我的脑海里。
玄关接着的南侧门里算是餐厅，是妯娌们最常呆的地方。说是餐厅，其实更像一个小会客室，北面和西面都是布艺的矮沙发，东面是个电视柜，上面有还带着天线的电视机和泛黄的座机，南面窗户跟前，立着一张折叠的圆木桌。记忆里的这个小房间，总是充满了各种甜甜的好吃的，爷爷溜圈回来神神秘秘掏出来的米果子，奶奶在电视柜抽屉里塞满的一袋袋干果蜜饯，姑姑们总会给我和弟弟带来双份的零食大礼包，妈妈出门逛街回家通常拎着两兜子削好的甘蔗，在外疯玩回来手里举着橘子山药豆的冰糖葫芦，沙发后的暖气上永远有爷爷放的暖好的果汁牛奶……吃年夜饭的时候，客厅的八仙桌会抬到屋中间，爷们儿们在客厅喝着小酒聊着天，妯娌们就在餐厅把圆桌架起来，围上一圈椅子，和娃娃们听着鞭炮声聊天声，吃着美食看着电视。那些年的春晚时间，沙发上坐满了女人和孩子，啃着甘蔗嗑着花生瓜子，抱怨着屋外男人们聊天声音太吵听不清小品台词，男人们被“嗔怪”后笑着过来挤进屋，蹭点儿瓜子逗逗孩子再瞄一眼电视，又关上门继续在客厅侃天侃地。
餐厅西面是主卧，也是爷爷奶奶的卧室，和次卧一样，家具简单整洁。进门右手边就是一张大床，床尾一排大衣柜，尽头窗下一张压着玻璃板的写字桌，桌上还有一盏复古的台灯。爷爷经常会坐在桌前静静地看书看报纸，亲戚们赶回家来疲惫了会在床上小憩片刻，床底下的布包里放着奶奶的麻将，无聊的时候我就拉着弟弟在床上用麻将垒“金字塔”看谁的先倒。那时奶奶身体还很硬朗，过年家里包元宝饺子，只有她会擀那种大面皮儿，许是小姑娘的天性吧，我总喜欢凑在旁边，或坐在床的一角静静地看着。奶奶会拿出一面一米多长、半米多宽的大案板放在床上，在上面用一根“金箍棒”般的擀面杖，将一大坨面团一点一点擀成一张大面皮儿，然后像凉皮一样折起来切，最终变成一摞摞像馄饨皮儿一样的长梯形饺子皮，切出来的边角料就是我的新玩具，比着葫芦画瓢捏起来包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等到面团玩够了，就跟着大人们学包元宝饺子，托着饺子皮，在短边铺上一勺专属“奶奶牌水饺”记忆的猪肉大葱馅儿，卷至长边后一对、一捏，一个胖嘟嘟的大肚元宝饺子就完成了。女人们在屋里有说有笑地包饺子，男人们就在客厅厨房聊着天烧着水候着，每每铺满一个盖件，就会招呼来一个男人，顺口夸一嘴我学得像模像样的饺子，然后小心翼翼端去厨房下锅，再送空盖件回来。等到吃饭的时候，大人们总是争相寻找着小孩们包的歪七扭八的饺子，哪怕只包了个面团，也会香喷喷地吃掉。
主卧和次卧之间的走廊头上，有一个一两平米的小杂物间，里面有个大架子，堆了些米面油、小玩具灯笼之类的杂物。爷爷偶尔会在里面拿取东西，我和弟弟淘气的时候会躲在里面捉迷藏、爬上架子玩灯笼。记得那时还会有忘记从哪儿得来的荧光棒，细细一条，一掰就会发光的那种，两个小小的人儿就挤在架子前，关上门关上灯，把荧光棒或头尾插好戴在手腕上，或两三个插一起假装自己是拿着乾坤圈的小哪吒，然后盯着这一点点微弱的亮光渐渐暗淡，直至反复甩打都无法再次亮起后，再依依不舍地开门离开。
杂物间门口的走廊上，总是会飘着一两个花里胡哨的铝箔气球，是外出游玩和弟弟缠着长辈买的，买的时候精心挑选，系在小手腕上生怕飘走，一牵进了家门就肆意放飞，任它被路过的人们满屋子拽来拽去，一天天过去后，慢慢地变瘪、降落，最终垂落在地。
在餐厅外侧还有一个小阳台，这里是我和弟弟的“秘密基地”，窗边地上摆着两个小凳子，旁边桌子上是一盒盒线香，还有爷爷一早买好的各种小鞭炮。央求着长辈帮忙去厨房炉子里点燃两根线香，然后外套一穿，窗户一开，阳台门一关，小凳子一踩，窗口就是我们的“战场”。往楼下没人的胡同里扔摔炮、划炮都是基本操作，高阶一点儿，就往斜对面的储藏室屋顶上扔，上面有几个废弃的花盆，我们就比谁扔得准，花盆中有时会有积雪，划炮扔进去，偶尔会变成哑炮，更多时候，会在瞬时的强光中炸起一小片雪末。再高阶一点儿，就朝着对面二层小楼的瓦片上扔，力求划炮掉不下来，甚至刚刚好在掉落的半空中炸开，每当这时，都会引起两声开心地惊呼。响声听腻了，或者大人们让安静一会儿时，我们就把划炮掰开，将火药倒在外窗台，或堆成一堆，或顺成一长溜儿，窗户只留一点点缝，将线香伸出去，快速点燃、收回、关窗，动作慢了，会被从窗缝里飘入直冲鼻腔的火药味儿呛得直咳嗽，但窗外欢快跳动的小火苗永远吸引着我们乐此不疲。夜幕降临后，便是各种呲花的主场，滴滴金儿是绝对少不了的，一人拎着一个，快烧到头了就松手，看它掉落在一楼的金属顶棚上继续噼里啪啦；仙女棒燃烧得太快了，是最好看也最舍不得放的；小蝴蝶、小蜜蜂之类的小呲花就继续往花盆、屋顶上扔，夜色浓重，窄窄的小胡同在呲花旋转燃烧时被瞬间照亮一片，同样被点亮的，还有窗台边两双充满欣喜的小眼睛。后来，窗边的两个小娃娃渐渐长高，不再需要踩着小板凳儿了，再后来，“禁放令”逐步实施，对放鞭炮的热情也渐渐褪去，忘了从哪一年开始，窗边不再有两个小脸儿红扑扑的娃娃，胡同里也不再有间歇的鞭炮声。
如今，老家胡同已经拆除了10年了，胡同口的冰糖葫芦店早已消失不见，奶奶家也住进了原址上盖起的崭新的小区，一大家子人挤在屋里热火朝天地吃饭聊天的场景一去不返，过年的意义，比起团圆，更多的变成了回家看望下健在的老人，记忆里的“年味儿”已随着岁月变迁逐渐模糊，越来越远。鹤归华表，时移世易，站在一片片二三十层的高楼间，我已找不清曾经的老家胡同大概的位置，但每当在街边巷尾听到一句熟悉的《冰糖葫芦》时，我总是习惯性的接着哼唱出来，哼唱着，任凭模糊的双眼裹挟着思绪，将我牵引到那个老家，牵引到屋里各个角落发生过的小事，牵引到那些无忧无虑尽享天伦之乐的幸福时光。
“糖葫芦好看，它竹签儿串，象征幸福和团圆。把幸福和团圆连成串儿，没有愁来没有烦……”
鲍巍，年毕业于青岛科技大学，现就职于华能八角电厂。喜欢惊险刺激的悬疑小说，也喜欢通览人生的《红楼梦》，喜欢用文字挖掘内心深处最真实细腻的情感。散文《我的爷爷》收录于《胶东散文年选（）》。
壹点号静雅汀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
联系电话：